不知从什么时间开始，有了样板戏这个词了。我记得几年前的京剧《革命自有后来人》非常感人，沪剧《芦荡火种》也很精彩，现在则说是由亲自抓的样板戏了。只不过改了名字，《革命自有后来人》改成了《红灯记》,《芦荡火种》改成京剧《沙家浜》，还有几个陆续出来的《智取威虎山》《奇袭白虎团》、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《红色娘子军》等八个样板戏。

  由于转播样板戏，所有的戏剧和戏曲的导演又坐到了一起。戏少，导演多，戏的分配就产生了麻烦，所有的导演们来分割这八个戏。因为是戏曲，我负责的戏是《红灯记》，同时，为邓在军切换《红色娘子军》。

  这些戏里，我对于《红灯记》最为喜爱。从它还是《革命自有后来人》开始，我就看过，被它感动得痛哭流涕。我感觉剧中人李玉和就像我的父亲，他那正直无畏的英雄形象就是父亲的再现！

  这时，转播条件比以前好多了，有了变焦距镜头，导演不用再记那些麻烦的镜头号了，也有了推拉等手法可以使用。

  这时，戏剧和戏曲的导演与摄像师的办公室合到了一起。为了保证转播的质量，我一直提出的搞三定﹣﹣定戏、定人（工作人员）、定镜头，也就是每个戏要建立导演和摄像师的固定班子，现在有条件实现了。尽管有人反对，但我还是建立了《红灯记》的班子，不久，其他的班子也陆续建立了。

  当时没有录像机，每次播出都是现场直播。《红灯记》的镜头已经非常熟练，可以达到每次直播几百个镜头一个也不错的地步。

  看了转播，觉得电视手段不错。为了推广样板戏，她主张应该把它拍成电影在影院放映。但是电影当时没有拍出来，所以她让台里用电影胶片拍下转播的舞台剧来。为此，台里进了一套磁转胶的设备，用35毫米的摄影机对准电视屏幕，把转播的戏拍下来。但因为舞台上的灯光照度不够，那时又没有高清晰的电视机，所以屏幕上看起来粒子很粗，效果不好，后来无疾而终。

  这时，由于电视台的转播，扩大了样板戏的影响，也比较重视搞电视文艺工作的我们。一次为欢迎意大利导演伊文思，她在人民大会堂设宴，我居然也在参加者之列。

  那一天，在座的都是新贵，于会咏、刘庆棠、浩亮，但我实在看不来有些人一个个趾高气扬的样子。

  我不禁想起一件事，有一次在二七剧场转播《龙江颂》，那天剧场到了开演时间，却迟迟不肯开幕。我们一再催促，剧场回答：有重要首长来．得等等！一直等了十几分钟，首长才姗姗来迟，原来是于会咏！但是他这次可闯了祸。第二天，中央办公厅来了电话，质问为什么不准时开演？当时毛主席正在等着看哪。台里只好如实汇报。从此所有的剧场都按时演出，分秒不准差！

  与此形成对比的是，有一次在首都剧场转播中，周总理来看戏了。他的座位在我们的摄像机前面，当摄像师发现总理来了，要给他让路，总理却向他轻轻摇手，他低下身子从摄像机的镜头下面钻过去，同时用手势告诉他身后的人也低下身来。这是多么可亲可敬的领导啊！

  正当我胡思乱想时，忽然，总理来了！他的出现，我顿时感到一阵温暖。总理亲切地和大家握手问候，到我这里的时候，我没有特别叫他周伯伯。上次见他是在电视台初创时期的1960年，总理和邓妈妈到台里参观。那时，我不好意思上前，在一旁待着，却被总理认了出来。过了这么多年，他也许不认得我了，我不好自报家门。没想到总理看到我的时候，有一个停顿，似乎他感觉有些熟悉吧。他问我：你是·……

  总理坐下和大家谈话，没有一点儿架子。我近距离地观察他，觉得他比以前憔悴多了。

  随后有人通报说来了。与总理来时的气氛大不一样，就像大臣上朝时皇帝来了一样，大家呼啦一下都站了起来。

  只见几个护士、警卫等拥着进来了。总理赶紧上前去迎接，老远就热情地招呼：来了，我们都等着您哪！

  披着大衣，傲气十足。那一副模样令我反感。她看也没看总理递过来的手，对大家娇声娇气地招呼：哎哟！我身体不好，来晚了点！她的嗓音出奇地怪，像是从嗓子眼儿里挤出来的。她的装模作样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

  总理陪着她来到大家面前：今天身体不大舒服，要当心休息！

  她也不接茬儿，一面接过随从递过来的手帕擦擦手，一边说：我的药呢？我觉得她是在故意让总理尴尬！

  护士马递过药来。大家看着她吃下药去，又喝了水，才开始归座。

  总理没有归座，站着就说：好，今天请大家吃全鸭席，希望大家吃好。我还有事，就不陪大家了。

  大模大样地说：你走啦？好，我知道总理忙！她连站都没有站起来！

  总理匆匆地离开了。我望着总理明显衰老了的背影，再看看在座的这些人，心中感到一种敌意。

  全鸭席我吃得没有一点味道。刚才总理和在一起的几分钟，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。

  这个问题我很快就明白了。1974年的春天，领导通知大家必须到广播剧场去听一个批林批孔的大会转播。场去听一个批林批孔的大会转播。

  本来我对什么批林批孔就搞不清楚，死了几年了，还要批？他的《五七一工程纪要》里面有些话说得挺有道理，虽然谁也不敢说好，但事实如此。我的大女儿就下放到东北去了，这不是变相的劳改是什么？

  怀着怀疑的心情，我到剧场去听会。一听之下，恍然大悟，原来是利用批孔把矛头指向了总理！我听见她用那尖锐的嗓音向总理提出了一系列的责问和批评，语气之严苛，气氛之压抑，使我一下就明白﹣﹣什么批孔？只是借批孔之名，行批周之实！我希望听到总理的严词反驳，但总理只是连连退让，不断检讨自己的错误。我不明白为什么总理对她这样低声下气？难道是因为她主席夫人的地位？但不管是谁，也不能这样对待一个国家的总理！我听不下去，也不忍听下去，离开了会场。

  1974年10月底，宋洪和歌舞组的组长齐老师忽然被调走，据说是去执行一项重要任务。这两个人怎么会搭班？一个是搞歌舞的，一个是戏曲组只搞切换的。

  11月10日，我忽然被叫了去，让我到湖南的长沙去执行重要任务，立刻就走！

  我满腹狐疑，什么重要任务会轮到我头上？我12日到了长沙，才知道中央台已经有一部转播车开到了这里，专门转播毛主席想看的节目。

  齐老师是歌舞导演，虽然是组长，但业务不精，戏剧、戏曲他更是从来没搞过。所以转播这些戏剧节目，他力不从心。虽然出身好，政治条件好，但这一切都不能弥补业务能力低的缺陷，技术部的人和宋洪都和他搞得很僵。当时在长沙督战的王副台长不得不听从大家的意见，把我从北京调来接替他。

  我到长沙台以后，发现自己很受欢迎。技术部的刘广全说：你跑到哪里去了？昨天没有接到你，我们都以为你跑到温都尔汗去了！宋洪更是笑逐颜开，只有齐老师例外，他对我的到来，十分意外。他不愿意把工作移交给我，也不肯回北京。

  他正在排练准备播出的《杜鹃山》，但我发现他的办法不对。他把景片的地位摆得比舞台上还要窄小，这太容易穿帮了。我上去对他讲：景片必须拉开，不然容易穿帮。他不听。于是我说：这个戏，我播过，我来吧！

  我只好将就他。但排练时，我把后面的景片都拉开了，比舞台上还要宽，只要演员的地位根据镜头要求稍加改动，就可以完全不穿帮。前后一比，优劣自分。

  王副台长让齐老师回北京去，但他说：杨洁刚来，对情况不熟悉，我还得待一个阶段。

  有齐老师在，我的工作权受他控制，他不放手，我无可奈何。王副台长借口说让他去东北看汇演，限他16号回去，但他去买了21号的火车票。王副台长生气了，叫刘宜勤给他换了17号的票，警告他必须马上走，他才快快地离开。

  也难怪他不想走，这里的生活真是好﹣﹣住的是最高级的湖南宾馆，我一个人一个房间，一天包括夜餐在内有四顿饭，顿顿大鱼大肉。技术部门和摄像师都很亲热，都合作得比较好。尤其是宋洪看见我来了，高兴得了不得，他甩脱了齐老师，简直松了口气。这里的气氛使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。

  生活好，为的是要为毛主席他老人家播节目。所有的演出团体﹣﹣话剧院、京剧院、花鼓戏剧团、芭蕾舞剧团都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，只待一声令下，那个剧团就立刻上妆在指定时间播出，给他老人家看。他看的时间又没准，所以电视节目的时间也就随时会被打乱。

  毛主席不喜欢看芭蕾舞，所以芭蕾舞团待命了许久，也没有演出；话剧也不看，倒是京剧、湘剧和花鼓戏，演出机会比较多。但节目还是那几个样板戏﹣-《沙家浜》《红灯记》《白毛女》，话剧《枫树湾》也演过一次。

  这些节目除了《枫树湾》外我都熟悉。《枫树湾》齐老师已经录了像，但是剧团要求重录一次，原因是他们认为上次录得不好。我有充分的时间看戏和分镜头，但是不能马上录，因为要时刻保证毛主席看节目，一点时间都不敢占用。所以我只能答应剧团以后给他们录。

  任务非常重要，省委领导亲自挂帅，每天几位省市领导﹣﹣湖南省的李政军政委、市文化局的王庆章局长都来坐镇；省委办公室高少英主任几乎只为这摊工作服务；省广播局的梅局长、省电视台的宋副台长整天跟我们在一起。因为这是湖南的任务，所以湖南台的全力以赴，全力保证。事务工作全都是湖南台的干了，我们的工作非常单纯，只是看节目，分镜头，谈镜头。

  毛主席喜欢家乡戏。人到老了，喜欢乡音是必然的。常常是准备好了的节目，话剧不要了，舞剧不要了，样板戏不要了，要改花鼓戏，湘剧！临时改动，景片搭进搭出，总是弄得乱哄哄的，什么《山村兽医》《心红眼亮》《抽水机旁》《新站长》等都是新编的戏。听说主席很喜欢，有的戏还一看再看，说是有花鼓味道，还问起了演员的名字。这些戏主席肯定了，当然就身价百倍，演员们也都兴高采烈！

  春节前夕，李政委、王局长忽然来找我：杨导演，主席要看传统戏！

  只有在半夜里播，而且定向传播。那时电视台的节目已经停止，人们都睡觉了，人不知鬼不觉。

  当天晚上，我非常高兴，因为的几个样板戏看得人耳朵都起了老茧，但是没人敢说话。如今主席都看烦了，要看老戏了！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偌大一个国家只有几个样板戏是远远不够的，主席要打破这八个戏一统天下的局面了！

  果然，第二天，毛主席的意见由传达下来了：这样零碎的不行，要看全部的！

  这时，有一个观众打了一个报警电线;在传播传统戏《苏三起解》！还有电视台的播音员在报幕，说明电视台里有反革命……原来是个电视爱好者，他半夜里修电视机，这些节目被他看到了。

  公安局局长很紧张地把这个检举电话汇报给了省委领导：怎么办？

  递出线;叫那个革命派一边去，少管闲事！主席要看，还是得播，其他的你们想办法。

  不管怎样，用电视台播总归不是个事。主席看戏时间不定，已经打乱了电视台的原有节目表。省委领导终于想出了个办法﹣﹣把转播车开到省委接待处，就在主席住的荣园旁边，转播车直接发送，用一根电缆就能把节目直接送到主席的电视机上。

  接待处的条件很好，所有的人住了进去也不觉拥挤。进去以后，省委领导对剧团的宣布了纪律：不许回家，不许请假，不许告诉任何人在那里工作……其实他们全都知道大墙里边就是主席的住处﹣﹣荣园一号。

  主席要看从前的花鼓戏、湘剧，但这些戏都是大毒草，演过这些戏的著名老演员都还关在牛棚里，像彭莉侬、庄丽晶、刘春泉、王伟之等。要看他们的戏，得先把他们放出来。听说放他们出来时，这些老演员一个个吓得要命，以为要把他们判刑了，一听说要他们演老戏，他们又吓呆了：不是在搞罪证吧？省委领导做了不少工作，让他们回去赶紧恢复老戏，好好为毛主席演出！他们才知道是毛主席想起了他们，亲自点着要看家乡戏！那种高兴劲可想而知。

  那天下午，我们在招待所的礼堂里观看了八个短的老戏﹣-《刘海砍樵》《柜中缘》《讨学钱》《祭头巾》《打铁》等。我对这些戏没有接触过，感觉很新鲜。我对湖南话还不熟悉，许多台词听不懂，但是湖南的语调是很好听的，就像唱歌一样，尤其是念台词，拉长了声调，更好听了。戏的意思基本能看懂，都是喜剧，非常有意思。我最喜欢《讨学钱》《祭头巾》《柜中缘》，幽默、滑稽，尤其是《祭头巾》，虽为喜剧，但让人流泪。一位老举人，赶考无数次都不中，最后一次中了考，但是他已经八十多岁！虽然中了举，却因为过分喜悦而溢然长逝，十分苍凉和悲怆。尤其那位老演员董武炎的表演，深刻地表达了剧中人的思想感情，虽夸张但不失真实，看得我几乎掉泪。

  那八个戏，晚上就得录。一开始我以为让我挑选好的剧目，所以只定了四个剧目。但李政委告诉我，所有的戏都是毛主席亲自点的，都要录！一晚上都得录完，因为不知道主席会点哪出戏。

  都录？有的戏能录吗？那个《打铁》我就不敢录！看的时候我就奇怪﹣﹣这戏还能演？它写了一个毛家老店的店主，善于吹牛皮，自夸打铁是第一把好手，天下无敌！把旁边的他弟弟开的店贬得狗屎不如。有一个壮士故意刁难他，要他在限期内打出一把样式特别的刀来。他满口答应，但打不出来，只好向弟弟求救，兄弟合作，才完成任务交了差。从此他得了教训：不要胡乱吹牛，说大话。

  《打铁》是个非常好的小戏，演得好，内容好，意义深刻，滑稽得笑死人。但是，好没有用，昨是而今非！好的剧目被枪毙的还少吗？多少剧目被打成毒草，连累了多少演员、编剧等人？别忘了《海瑞罢官》的命运，今天说好，明天也许就会倒霉！何况还姓毛，还开了个毛家老店！我提出：别的戏我都录，就是这个《打铁》，我不敢录。尤其别让那个老板姓毛！

  文化局王局长也不干，他说：录这样的戏，如果说是影射，责任谁担？我首先得挨板子！

  问题僵了，我就先录别的戏。后来省委第一把手张平化亲自来做我们的工作，说一切由他负责：主席在，你们还怕什么？王局长还赖着，要他给个手谕!

  其实，我心里非常喜欢这些讽刺得一针见血的短小喜剧，但是多年来的教训，尤其长期以来的派性，使我不得不提高警惕。录完以后，我打听毛主席看了《打铁》以后的反映，里面告诉大家说：主席看了哈哈大笑，高兴得很！还说这个毛家的线;

  看样子没事。这以后，我们就大胆了。但凡主席要看的大戏，如《百花记》《刘海砍樵》和其他小戏，点了名的要录，没点名的也录。那些老演员知道主席爱看他们的戏，夜以继日地赶着恢复那些老戏。花鼓戏和湘剧比起来，主席更喜欢花鼓戏。再加上花鼓戏的小剧目也多，于是演员们把新中国成立后从来没有演过的箱子底儿都搬出来了。但是也有些我不喜欢的剧目，它们太俗，有的甚至低级。

  主席看戏的时间没有准头，想起来就看，不管是半夜一点还是两点。一来通知，就得赶紧准备演出，有的戏我连看也没看过，就得播出去。演员们为此有人不脱衣服睡觉，怕叫起来时来不及。他们紧张地忙碌着，脸上还洋溢着满足与幸福的笑容。我也庆幸自己能够为他们保留下一些作品而高兴。不是这个机遇，他们的艺术成果能够留下什么痕迹呢？

  可惜的是，录好的《祭头巾》被文英光擅自做主给销掉了！我知道后对他大为生气：为什么销掉？那是一出最好的戏！

  我打算再录一次，但是那位老演员﹣﹣董武炎因为长期关牛棚，身体状况不好，我想等他身体好些再录。没想到，他竟然每况愈下，最后溢然长逝了！我为他悲伤、惋惜，多好的演员，多好的演技，可惜连一出戏也没有留下！没有别人能演这出戏，我所看到的就是他一生中的最后表演！他就像剧中那位老举人，得到了重生，看见了光明，但太晚了，这世上的一切，都和他无缘了。

  1975年6月，省委领导告诉我们，任务暂时结束了。毛主席已经离开了湖南，我们也可以回家了。

  我们在湖南录制传统戏时，知道了，她为了讨好毛主席，在北京也搞了一个专门录传统戏的摊子，录了不少京剧折子戏，比如《卧龙吊孝》《林冲夜奔》《空城计》《李陵碑》等。原本导演是莫萱，我回来以后，参加到了这个队伍里，录制的内容主要是京剧。

  1976年1月8日，周总理逝世了，这是个举国悲痛的日子。十里长街哭送总理，人民的心都碎了。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，成了一片白色的花海，人民的愤怒与悲哀无处发泄，成了他们最好的去处！人群拥向，用巨大的花圈、标语、横幅和诗词，祭奠自己的总理，抒发着自己的心声。我也去了，把自己胸前的小白花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白花丛里。

  我决定用转播总政文工团演出的《万水千山》来纪念总理。因为那里面有一句线;，而此前还没有任何一个文艺节目里提到过周总理。

  3月中旬，又来了指示，叫我到湖南去为毛主席继续录制传统戏，而且马上就走！

  我惊讶：主席的亲密战友刚刚逝世，就又要看喜剧了？实在有些不解！一个歌舞组的在走廊里碰见我，他低声问我：又要去录传统戏了？怎么这样忍耐不住？总理去世才几天，这就急着庆祝了？他话音未落，眼圈就红，没等泪珠流出，他就转身急急走开了。

  前的纪念活动愈演愈烈，影响越来越大，人们越聚越多。人们表达自己心愿的胆量越来越大，那些标语、横幅上所指的对象也越来越清晰！我出发的那天，路经，最后一次看到前的壮观景象﹣﹣围绕着大幅总理遗像的，是许许多多难以计数的巨大的诗句、横幅、对联，我看不过来上面都写了些什么，还有许多人打着旗帜、举着横幅拥向。我们的车就在人流中穿行。我看见这时对面走过来的是一个整齐、严肃的队伍，他们打着的是横幅、对联和声讨的檄文……可以看得出人们已经非常清楚地把锋芒直指！我心里又惊又喜！可惜现在我要离开北京了，不能看到这次运动的发展！

  到了长沙，又住进了省委接待处。剧团的朋友们已经来了，他们都非常关心北京的情况，我就把自己的感受和北京前群情激愤的场面对他们大讲特讲，他们都听得兴奋不已，然后奔走相告。

  当天晚上，接待处里举行欢迎会。其实说是欢迎会，不如说是周总理的纪念会。会上的气氛比较沉重，李政军政委在会上举杯：为我们敬爱的周总理！干杯！他激动地喝下了这杯酒，热泪盈眶地喊出了一句令全场惊心动魄的线;顿时人们沸腾起来：周总理万岁！

  我对李政委的这句发自肺腑的呼喊周总理万岁，产生了极大的敬意。这个举动若是被看见，会把他打成什么罪名呢？

  但第三天，王崇秋紧张地给我打来电话，他告诉我，千万不要再提的事了！

  以后我为了不再殃及他人，闭口不谈这件事了。但是听说剧团的们却没有幸免，凡听过我讲前的情况和加以散布的人，一个个都作了检讨。人人过关，却没有什么人来找我问罪，真是万幸！不过在当时长沙整体的政治气氛中，所谓检讨，我看也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，谁也没有被打成反革命。

  再次到了这里，我发现与上次有所不同。虽然仍然为主席录戏，但因为主席不在长沙，一切显得松散些。剧团还是住在接待处里，但纪律没有以前严格，他们可以回家。我们每天正常工作就行了，在规定的时间里，把录好的节目空运到主席所在的地方。他在什么地方，我们也不清楚，一会儿说是在杭州，一会儿说在北京。不过这不是我们该过问的事。

  王局长又来通知我们：主席现在眼睛不好，一次只能看十几分钟节目。所以我们慢慢地干就足够主席看的了，不用天天录像，也不用每天专机送节目了。

  这期间，因为心情不好，我和同去的领队文英光闹得不愉快。他是党员，所以组织派他当领队。在台里我们关系就不好，现在当了领队，就更糟糕了﹣﹣导演的权力他也横加干涉。有一次我火了，撂下正在排练的戏就离开了排练场：你排吧！我不管了！

  正巧这时，我的小女儿丫丫病了，高烧不退，住进了医院抢救。我马上向王局长提出：我要回去了，换个别人来！

  内部矛盾是掩盖不了啦！我提出：和文英光合作，不下去，除非换人，不是他走，就是我走！

  看到我怒冲冲的样子，省委领导答应了我的要求，让我回去三天。但到期一定得回来！文英光的工作他们负责去做。

  我按时回来了。文英光的态度比以前好多了。录像的任务更松散了，我便利用了这段时间，做起了我想做的事。

  我和剧团的们一起，录制一些好节目，如湘剧的《追鱼》《生死牌》《百花公主》、花鼓戏的《刘海砍樵》等。我们想把有的虚拟场景变为实景，但没有地方可拍，就在剧场画景片。《追鱼》搞得最细致，那里面的水下场景，我想利用金鱼缸﹣﹣把一个大的鱼缸放在镜头前，里面放水和一点水草，再用吹管伸到下面去吹起一些气泡，另外两台摄像机出人物。录制时把两台机器的画面叠在一起，就有水下的感觉了，虽然画面有点虚，但总的效果还是不错。就这样，我利用这段时间，做了不少试验性的工作。

  1976年7月，我们大家结束了湖南的工作。在长沙时，电视台的宋副台长和我谈过几次，希望我能留下，调到省台来。可能他发现我在北京的生活并不愉快，建议我全家去湖南省台，尤其当他知道我的住房只有四十多平方米时，不胜叹息。他的关心使我心动，但我一时拿不定主意，主要因为长沙太热，我难以适应，但其他的条件，的确比我在北京要好。我答应他会考虑。他表示何时都欢迎我去。我当时感到有了一个定心丸，实在在中央台待不下去了，总还有一条后路。

  【杨洁（1929年4月7日—2017年4月15日），籍贯四川营山，生于河南信阳，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，国家一级导演、制片人、编剧，济南、青岛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一位播音员，中国第一代电视导演，中国第一位女制片人，中国最具影响力导演。从六十年代起，杨洁开始负责电视戏曲节目。1974年，前往湖南电视台为转播文艺节目。1979年，与邓在军联合执导了“央视首届春节联欢晚会”。1980年，执导了个人首部电视剧《崂山道士》。从1982年起，历时六年，开始拍摄中国首部神话剧《西游记》，该剧获得第四届“金鹰奖”特别奖、第六届“金鹰奖”优秀连续剧奖，第八届“飞天奖”连续剧特别奖。1987年1月29日执导的“齐天乐”春节联欢晚会在中央电视台播出。1997年10月执导的古装剧《司马迁》播出，该剧获得第17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长篇电视连续剧二等奖。2000年2月执导的神话剧《西游记续集》首播。2008年10月获得“中国电视剧辉煌30年”最具影响力导演称号。2010年获得首届中国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“杰出贡献奖”。2017年4月15日杨洁因病医治无效逝世，享年88岁。】

  让自己的子女下乡就叫劳改？我们老百姓家的父母背井离乡出去打工那不都是劳改犯了嘛？

  我认为杨洁导演这个回忆录文章没有站在公正的立场，是带着情绪的、偏见的。当然，你有权这样写，我们也有权带着批判来读。